盘古智库“建设中国大腹地”系列报告_

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整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盘古智库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发展格局，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国家“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世界正步入贸易碎片化新阶段。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发起的全球关税争端表明，经济自由化范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向。这种转变意味着，国际社会短期内难以重建统一的多边贸易框架，各国须将战略重心转向强化内需驱动，以抵御外部冲击。

中国经济也发展到了内需驱动的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传统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债务压力累积等现实挑战，而消费需求正从“小康型”向“富裕型”跃迁，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区域下沉市场等内需潜能持续释放。国家统计局公开的信息显示，过去五年由内需推动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80%。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形成共振。

我国正经历从“富起来”向“乐起来”的深刻转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国已构建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物质基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的发展逻辑正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转向更注重发展质量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从“物质富裕”走向“精神富足”。这一阶段，消费结构从物质需求主导转向精神文化、生态宜居等多元化品质追求，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成为重要引擎。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看到，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具体安排。

在此背景下，落实大省担当，“实施中国大腹地战略”的构想应运而生。这一战略聚焦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市，覆盖人口逾5亿，经济总量占比超全国30%，构筑“大腹地”经济空间。这一重构打破沿海优先路径依赖，将腹地提升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承载区，通过嵌入腹地经济韧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实现从“沿海附属支撑”向“内陆增长极核”的范式跃迁。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整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盘古智库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新发展格局，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国家“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本课题将突破传统“东、中、西部”梯度发展理论，构建新时代“陆权+海权”范式——以高铁网络重构地理时空格局，以数字经济赋能要素流动，突出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战略枢纽功能，联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一带一路”核心区，构筑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市“大腹地”经济空间，进而通过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发展框架，本质上是基于1980年代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战略选择，契合当时的要素禀赋差异，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约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东中西部传统划分所依托的宏观环境与资源条件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家财力、资源整合能力及对外开放水平远超改革开放初期。今天看来，东部范围狭窄，中部过于靠东，西部处于中间且跨度过大（如，成都并非“西部”，其在胡焕庸线以东，距拉萨约2100公里（驾车行驶距离，下同），至上海约1950公里；西安实为地理中心，至乌鲁木齐达2600公里，而到上海仅1400公里）。“东、中、西部”划分不满足当前发展情况，长期沿用该划分导致政策惯性及一定程度上的资源错配，难以适应新现实。

经济地理格局亟需突破历史框架，重构认知。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地理的认知直接塑造了以沿海优先发展为核心的区域战略，而如今基于新发展阶段的空间重构过程中，亟需建立一套契合现实条件、面向未来的经济地理划分框架。这种重构不仅关乎区域发展政策的科学性，更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效能。

长期以来，“中西部”常被冠以“经济滞后”的刻板标签。然而，当前高铁网络重塑时空距离，城市群打破行政壁垒，全球价值链重构产业布局，中西部核心城市已实现显著发展转型。在如今外向型经济承压的同时，以成渝、西安、郑州、太原、武汉、长沙、贵阳为代表的内陆核心城市群依托庞大经济体量、人口基数及市场纵深，凸显独特发展优势；重庆、西安、成都、长沙等新兴“网红城市”的崛起，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对区域经济地理认知的更新。

腹地，即国家的中部，不沿边不沿海且人口经济文化密集的区域。我们将中国大腹地的空间维度界定为三级圈层结构体系：

1.一级圈层（核心圈层）：“腹三角”（成渝、西安）核心战略腹地。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要坚持‘川渝一盘棋’”。2025年1月，国务院批复《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到，西安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国家重要科研和文教中心，是西部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对外交往中心，国际旅游目的地。当前，由成渝、西安构成的“腹三角”地区是国家战略腹地“第一梯队”，承担国家经济纵深布局的核心载体功能。

2.二级圈层（天元圈层）：由成渝、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太原、贵阳等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即盘古智库2014年提出的天元城市群），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

3.三级圈层（扩展圈层）：以成渝、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太原、贵阳城市群为枢纽，联动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市，构建跨区域辐射的联动发展网络。严格意义上讲，“不沿边”才叫做“腹地”，但考虑到在贸易碎片化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贸易一体化深度推进的可行性是极大的，而滇桂深度对接中南半岛——云南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陆上通道，定位为“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广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区域，所以尽管云南和广西均为沿边省区，依然将这两省纳入“大腹地”。

该结构通过层级递进的辐射模式，实现从核心战略支点向泛区域的功能传导与资源整合。立足国内大循环主体定位，以大腹地超大规模产业、人口、市场优势（10省市目前常住人口5.4亿、GDP约42万亿，占全国人口总量的39%，经济总量31%），强化陆路通道与辐射能力，构建面向陆地的开放高地、AI时代创造休闲的乐地、中国内循环的主力军，激发强力驱动的新增长极。

（一）大腹地的区位优势：战略区划及通道功能

建设大腹地，和国家的大战略是相吻合的。大腹地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长江经济带的交汇。成渝城市群位于长江上游，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位于长江中游，郑州、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物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中亚、欧洲方向。沿江通道串联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加速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大腹地可成为一条新的国家主轴。

同时，大腹地是区域战略的结合点：川渝战略腹地，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大腹地战略通过统筹成渝、关中平原与长江中游三大区域，形成了一个经济总量充裕、人口基数庞大、地理空间紧凑的区域。

（二）基础设施跃升：重塑人口与资源流向

近年来以“腹三角”为核心的大腹地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升级，区域内高铁网络、水运通道、航空枢纽等综合交通体系显著优化，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尤为突出的是，该经济圈已集聚了全国航空运输的核心资源——在中国前十五大机场中占据七席，这一布局不仅体现了大腹地在交通方面的战略地位，更彰显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和区域吸引力。

按2024年旅客吞吐量排名，成都/天府&成都/双流（2024年旅客吞吐量分别为5490.6万人、第五，3243.0万人、第十二）、重庆/江北（4867.7万人，第七）、昆明/长水（4717.8万人，第十）、西安/咸阳（4703.0万人，第十一）、武汉/天河（3140.6万人，第十三）、长沙/黄花（3121.8万人，第十四），占全国前十五大机场7席。高铁网络方面，成渝城市群“1小时经济圈”覆盖多城，成渝双城1小时通达，成渝至西安、贵阳等城市实现3小时经济圈。

交通网络完善驱动人口要素聚集，近年来，人口向西回流趋势明显。2024年，成都常住人口数为 2147.4万人，比2023年末增加7.1万人，川渝两地一年净流入人口近30万，且年轻人口流入率高。2024年，贵阳常住人口增量19.96万人，居全国之首。这种流动格局重塑了区域人口分布，也为中西部城市群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能。未来，随着城镇化深化和都市圈内部人口再分配，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强化，成都或将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时代经纬中与世界版图里的东南亚，处在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这里多边合作、开放融通的浪潮更是不可阻挡。今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成功出访再度汇聚了全球目光，也标注着今日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步伐。

与此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科技进步与数字化浪潮推动经济重心从单一海权主导转向海陆权并重的双轨模式。高铁技术突破时空限制，重构欧亚大陆经济地理格局，通信与信息技术打破地理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跨陆域实时联动。

我们将亚洲经济发展较好国家板块的集合定义为“经济亚洲”——不是传统的地缘亚洲，而是选取东亚，东南亚、南亚三个板块构筑“经济亚洲”。如表4所示，“经济亚洲”的GDP占亚洲总GDP的86.63%，人口占亚洲总人口的89.32%，是亚洲展现发展活力的重点板块。近年来，“经济亚洲”的主要国家中，印度的GDP增长速度维持在高位，印尼、中国保持在5%左右。“经济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以“腹三角”为核心的中国大腹地，是周边的中心、也是“经济亚洲”的大腹地。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大腹地也是“经济亚洲”的腹地，展现出了中心地位和联接点作用——无论是航空、陆路、铁路，还是信息公路，中国大腹地都是举足轻重的中心区域。未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在自贸区建设、经济一体化建设等方面会出现更多的成果，区域要素的流动将加速，而中国大腹地将成为吸纳各种要素的流入、辐射各种要素流通的高地。

大城市是经济活动的强大引擎，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大城市也是把握经济脉搏、促进区域合作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单元。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经济亚洲”主要大城市的GDP占总GDP的25%，集中人口达3亿以上，占总人口的7.53%。

从大城市互联互通的视角来看，以航空交通的角度考量，中国大腹地恰好位于“经济亚洲”主要大城市网络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北边的东京、首尔、大阪、名古屋、北京，还是东边的台北、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南边的深圳、香港、广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达，乃至西边的孟买、新德里，“腹三角”都保持了相对均衡的飞行距离，这使其成为连接亚洲各大经济体的天然枢纽。以成都为例，“经济亚洲”大型城市与成都之间的飞行距离大多为3000公里以内，飞行时间大多在5小时以内。

十省市、三级圈层构建的大腹地，是中国的腹地、周边的中心、亚洲的腹地。要利用好大腹地的位置优势，深度激活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协同效应，形成衔接东南亚供应链与欧亚大市场的战略支点。依托枢纽节点培育临港经济、跨境服务等新业态集群，推动大腹地形成要素高效流通、产能深度合作的开放型经济走廊，重塑陆海内外联动的经贸新格局。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推动国家发展格局深度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过去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富起来；面向未来，在物质基础日益坚实的背景下，人民更需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让“快乐”成为发展的新注脚。

大腹地生态宜居。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乐地”构建的基础。无论是云南大理的风花雪月与古城烟火，青城山的道法自然，秦岭的生态诗篇，抑或其他承载地域文化的动人故事——这些中国腹地的自然山水与文化符号，共同构建了“乐地”的叙事核心。它们以松弛的节奏、和谐的氛围和深度的体验，诠释着一种超越物质的生活哲学：在快时代中寻找慢智慧，于发展浪潮里守护心灵栖息地。自然环境吸引人口聚集，继而催生经济繁荣与文化积淀，这种“自然基底-人口集聚-经济文化”的发展逻辑，正是大腹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密码。

大腹地慢生活文化氛围浓郁。大腹地有充足的空间和文化基础，通过“松弛感”的生活状态吸引人才定居，推动康养、文化、教育等产业融合，建立幸福生活标准体系，输出“慢节奏、高价值”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活方式。以成都与大理为例。近年来，相较于超大城市因高成本导致的宜居性下降，成都通过生活品质优势（连续15年位居“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持续吸纳人口流入。数据显示，近十年成都常住人口增长576万，增量全国第二，2023年人才总量超600万。同时，大理等特色城市凭借独特的文化生态吸引力，也正成为新就业形态（如数字游民）的聚集地。未来，中国大腹地将进一步增强人口承载能力，成为中国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山水文化自古便承载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哲学意蕴，山川形胜不仅是灵感的源泉，更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载体。在大腹地，青城山以道教洞天的幽玄之境诠释着天人合一的玄思，终南山以隐逸传统沉淀出世入世的生命智慧，岳麓山则以书院文脉延续着儒家“比德山水”的教化之道；而渭水、汉水、湘水，或如血脉滋养农耕文明，或以清波映照楚辞风骨，或以浩荡之势串联起湖湘文化的跌宕史诗。山水之间，自然造化与人文哲思交织，在峰峦叠翠与碧波潋滟中孕育着中华文明的深层灵感。

如今，AI将彻底颠覆传统生活方式，推动人类进入“新游牧时代”、“数字游民时代”。城市格局将因商业体系重构而分散化——未来，购物不再依赖实体商场，办公完全融入移动空间，人们摆脱地理束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迁徙，形成“逐资源而居”的动态生活形态。人类从固定空间转向流动场景是必然趋势，数字游民时代的到来已初现端倪。技术加持下，人类可能90%的时间用于探索与创造，社会运行效率与个体自由度达到空前高度。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迁徙，更预示着精神价值的升维：当物质需求被高效满足后，对灵感、自然共生、心灵自由与创造性表达的追求将成为核心驱动力。我们从“知识时代”进入“见识时代”，又进入“灵识时代”。山水腹地作为连接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载体，正在重塑人类生存的底层逻辑。未来，随着大腹地进一步强化创新与人才集聚，最终将实现从“地理腹地”“山水腹地”向“创新高地”的跃迁，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极。

全球化退潮带来经济碎片化，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关税壁垒加剧了经济区域化趋势，海洋经济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需向内需型经济转型。内需市场的战略培育成为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撑。

大腹地差异化的消费文化与偏好成为撬动内需升级的关键。例如，成都拥有独特的城市气质与生活哲学。这里的生活气息并非源于财富积累后的消费主义，而是根植于市民骨子里的从容与闲适。与一些城市“先富后享”的模式不同，成都人将休闲视为一种文化本能，茶馆、绿道、市井巷陌中流淌着对生活的热爱。

大腹地拥有人口基数与结构优势。大腹地十省市覆盖人口逾5亿，经济总量占比超全国30%，其消费梯度特征既能承接高品质商品与服务，又能孵化新兴品类。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部市场通过“内需金字塔”布局将持续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战略纵深，形成抵御外部冲击的“内循环护城河”。

当前我国人均GDP虽已突破1.3万美元门槛，但距离现代化目标仍有显著差距。未来，人均GDP将向2万至3万美元区间跃升。这意味着拥有五亿人口的大腹地将释放出数万亿美元量级的增长潜能。同时，这种跨越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倍增，更在于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激活内陆市场潜力，形成“以增量带存量”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由沿海向内陆、由城市向乡村的全面渗透。这一过程中，庞大人口基数与持续增长动能的叠加效应，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支撑。

大腹地是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核心聚集区，其多样性和独特性显著推动消费增长。例如，河南省汇聚了洛阳龙门石窟、开封清明上河园等历史遗迹，以及嵩山少林寺等文化地标，吸引游客体验武术、唐三彩制作等特色活动；山西省平遥古城、代县雁门关等古建筑群，展现了明清商贸与军事文化，成为文旅消费热点。这些资源通过主题公园、深度游线路等多元化开发模式，将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的消费场景，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同时，网红城市的魅力往往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例如成都的宽窄巷子以清代街巷肌理融合现代文创空间，金沙遗址用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神秘图腾“太阳神鸟”惊艳世界；长沙的太平街以375米鱼骨状街区浓缩西汉至当代的湖湘烟火，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在湿地公园上重构艺术与历史的对话；西安的大雁塔作为玄奘藏经之地，其唐代砖塔结构与夜间光影秀形成时空交响，而“大唐不夜城”更以盛唐风格建筑群为景观基底，打造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夜游体验。这些城市通过活化历史遗产，让文化基因在现代场景中持续焕发吸引力。

大腹地是新消费IP的涌现地。拉动消费需要IP，而网红城市往往是IP的主要是涌现地。在内循环经济格局下，大腹地正成为新消费IP的重要孵化场域。以成都、重庆、西安、长沙等为代表的网红城市，通过将地域文化基因与互联网流量深度融合，构建起独特的城市IP生态。这些城市依托消费升级趋势，将“网红经济”从流量变现拓展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西安通过“大唐不夜城”等沉浸式场景活化传统文化IP，重庆以“8D魔幻”地形塑造空间美学符号，成都用安逸生活哲学打造慢消费品牌……2024年8月，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短视频时代的大众文旅生活白皮书》，其中“抖音TOP20打卡城市”中，大腹地区域内城市列7席。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转型不仅体现在数量规模层面的GDP增长，更深刻反映为经济形态的全面升级。这种转型涵盖多重维度：内需驱动模式的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化以及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等。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新时期腹地经济发展的核心使命，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此举被视为“新三线建设”计划，即将东部地区大量的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备份。为了在这次“新三线建设”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等地都启动了新的政策举措，旨在争取更多优质大项目落地。

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中国，构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大腹地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大腹地不仅是经济中心辐射的核心区域，更是分散风险、保障战略安全的关键载体，其内涵需覆盖人口、经济总量、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安全体系及应急保障等多维度。

重视资源与市场的战略纵深，依托大腹地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内需驱动的经济循环，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做好产业链与基础设施的冗余配置，将重要产业链环节分散于不同区域，避免单一节点风险，同时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增强区域间要素流动效率。紧抓科技与安全的自主可控，在高科技领域（如芯片、人工智能）强化自主创新，依托腹地内科研资源与人才储备，突破“卡脖子”技术，保障关键领域安全，同时，推动安全产业与应急保障体系的区域协同，形成覆盖全域的风险防控能力。注重区域协调与动态平衡，通过城市群联动优化资源配置，既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又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脆弱性，实现“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安全格局。

通过空间分散与功能互补，将支撑经济提升的“鸡蛋”置于多个维度的“篮子”，在发展中筑牢安全屏障，在安全中释放增长潜力，最终构建起抵御内外风险、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大腹地战略是应对全球化退潮、推动面向陆路开放和驱动内循环的重要抓手。中国大腹地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应对百年变局的系统性战略设计，通过区域协作的突破，助推通道经济升级，拓展物理联通和数字联通，以实现其核心价值：降低对外依赖、构建内生动力、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大腹地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再平衡，更是全球化新形势下的主动战略选择。结合当前政策导向与发展需求，针对中国大腹地建设的推进，特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将建设中国大腹地战略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

将中国大腹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层级，通过“十五五”规划明确其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既有战略框架，统筹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安全备份需求，推动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打造具有强大辐射带动能力的国家大腹地。

第二，全面加快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水平

深化中国-东盟区域协同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合作。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全面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机制，加快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要重点加强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促进腹地区域与东盟国家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创新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模式，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高地。同时，要拓展与南亚、东北亚等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构建更加多元化的区域合作网络，提升大腹地区域在国际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第三，向中国大腹地地区倾斜国家级公共资源

加大中央财政对大腹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区域性医疗中心，如河南有必要建设985高校。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腹地区域流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能力和水平。要特别注重增强公共服务体系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为人口集聚和扎根创造良好条件。在大腹地设立部委政策先行先试试验区，赋予试验区特殊权限，建立央地协同机制破除行政壁垒，新政策新举措优先在腹地落地测试，加速成果转化。

第四，引导头部企业战略布局，新设央企总部优先落地大腹地

积极引导国内头部企业和中央企业向腹地区域进行战略布局，新设央企总部优先落地大腹地，鼓励企业总部功能、创新业务板块向腹地转移。推动央企与地方共建产业生态圈，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跨区域产业联盟和创新联合体，打造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若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增长极。

第五，在大腹地布局2-3个国家实验室，聚集一批国家资金支持的卡脖子工程项目

在中国大腹地区域优先布局建设2-3个国家实验室，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多个国家级重点算力基础设施，给予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国家创新基金在大腹地的投入。推动建立区域高校联盟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重点培养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集国家资金支持的科技卡脖子工程，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为大腹地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第六，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完善大腹地区域市场机制与规则体系

在大腹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健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保障市场主体权益。推动土地、劳动力、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鼓励企业通过差异化竞争提升产品服务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协作，以市场力量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城融合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大腹地”，正通过持续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从最新数据看，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速和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不仅成为亚洲区域的经济枢纽，更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共享的消费大市场和经济增长极。在全球层面，2024年中国进口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2.3%，进口规模创历史新高，预计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全球分工体系中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这种开放姿态既促进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确定性。未来，随着中国大腹地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日益成熟的“全球消费大市场”将通过更高效的市场联通和要素资源共享，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

经济贸易碎片化可能成为未来较长时间的一个客观事实。在内循环战略框架下，大腹地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平台与主角，承载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使命，孕育着亚洲区域协同的时代机遇，更肩负着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责任。大腹地战略，是以“腹地逻辑”重构产业、交通与人文网络，最终形成：周边的大腹地、“经济亚洲”的大腹地、全球的经济腹地，成为辐射亚洲乃至全球的“新增长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让我们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互利共赢的理念，携手共建充满活力的中国大腹地，为区域繁荣与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盘古智库

2025年5月

打造中国大腹地，大力推进内陆运河建设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盘古智库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新发展格局，2025年5月，盘古智库新大航海时代公益课题组发布《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公开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参考。

本文为“建设中国大腹地”系列报告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国家经济格局的塑造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盘古智库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新发展格局，2025年5月，盘古智库新大航海时代公益课题组发布《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公开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参考。“中国大腹地”战略突出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战略枢纽功能，联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一带一路”核心区，构筑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份“大腹地”经济空间，进而通过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文为“建设中国大腹地”系列报告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国家经济格局的塑造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水运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具有独特优势的运输方式，在现代物流体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地势多样，水系丰富，通过大力建设内陆运河，有望构建更加完善的内河水运网络，打造具有强大经济辐射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国大腹地”，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本报告将深入探讨内陆运河建设对于打造中国大腹地的重要意义、内陆运河建设现状、面临挑战以及发展策略与建议。

（一）降低物流成本，适应成本竞争新常态

水运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污染少等显著优势。据测算，水运的单位成本仅为铁路的50%-60%、公路的12%-15%。通过建设内陆运河，将原本相互独立的水系连接起来，可重构一条低成本、大运能的交通大动脉。这使得内陆地区的企业在运输原材料和产品时，能够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吸引更多产业向内陆集聚。与此同时，建设内陆运河可巩固物流成本优势。在过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利润空间相对充裕，对运输成本的敏感度较低，公路、铁路凭借其时效性优势被广泛采用，航空则主要服务于高附加值或紧急货物。然而，当下“降本增效”已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诉求。水运因其无可比拟的低成本优势，始终是大宗货物的首选。内陆运河的建设，正是将水运的低成本逻辑向内陆腹地延伸的关键举措。它通过构建低成本、大运量内河运输通道，为内陆地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成本支撑，成为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提升“中国大腹地”整体经济韧性的重要抓手。

（二）发挥投资拉动效应，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内陆运河工程往往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带动作用强的显著特点，单个项目投资动辄数百亿元，部分甚至达千亿级别。在当前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着力扩大内需的宏观背景下，科学规划、有序推进内陆运河建设，是实施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的重要途径。这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不仅能直接拉动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原材料供应等相关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更能通过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显著提升腹地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和吸引力，为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内陆运河建设，是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服务国家稳增长大局的战略性举措。

（三）加强区域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 加强区域联系：内陆运河的建设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地理隔阂，使内陆与沿海地区、不同内陆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便捷。例如，平陆运河建成后，广西货物出海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不必再绕道珠三角，可直接自西江干流向南入海，这将极大地激活北部湾经济增长极，加强西南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

2. 推动产业转移与升级：低成本的水运通道有利于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内陆转移，促进内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为内陆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企业可以利用便捷的水运条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生态民生

内陆运河建设可以实现水资源在不同水系之间的合理调配，改善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如引江济淮工程，不仅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形成了江淮运河，还实现了水资源从长江流域向淮河流域的调配，为淮北和豫东地区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保障了农业灌溉、城市供水和生态用水需求 。

（五）助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综合效能

内河航运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内陆运河能够与现有的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相互补充、有机衔接，形成更加高效、便捷的综合运输体系。不同运输方式之间可以实现货物的无缝中转和联运，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满足不同层次的运输需求。

（一）已建成运河及其成效

1.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主要水源为微山湖，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年货运量超5亿吨，是京沪高速公路年货运量的8倍。近年来，随着航道整治和运能升级扩容，京杭大运河沿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2023年，京杭大运河沿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7.5亿吨，同比增长9.6%，仅次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充分彰显了内河航运的强大韧性和强劲活力。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2. 江淮运河：2023年全面通航，沟通淮河、巢湖、长江，将长江、淮河航道由原本的“二”字形变为“工”字形，改变了淮河地区与长江地区之间水运需绕道京杭大运河的现状，缩短运输航程200公里至600公里。据测算，每年可节约大宗货物运费60多亿元，降低沿线工业企业物流成本5%至10%。预测到2030年、2040年，江淮运河总水运量将分别达到1.38亿吨、1.85亿吨。

3. 江汉运河：为缓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对汉江中下游的影响，国家于2014年建成通航引江济汉工程（后命名为江汉运河）。该工程从湖北荆州长江段引水，至潜江注入汉江，全长67.23公里，按三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工程核心功能包括：年均向汉江补水37亿立方米，保障下游645万亩农田灌溉及889万人口用水安全；形成“长江—江汉运河—汉江”高等级航道圈，大幅缩短荆州至武汉航程200公里，至襄阳航程近700公里；同时改善长湖、荆州护城河等区域水生态环境。江汉运河已成为沟通长江与汉江、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和提升“大腹地”水网连通性的重要纽带。

（二）在建运河项目进展

平陆运河正在紧锣密鼓施工，截至2025年4月20日，平陆运河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8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72.6%，完成土石方开挖约2.82亿立方米，占开挖总量的89.3%。按照计划，2026年建成通航，届时可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将更加便捷，预计缩短入海航程约560公里，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带来的运输费用降低每年可达52亿元以上。

（三）规划中运河项目介绍

1. 湘桂运河：连接湖南、广西，被称为“现代版灵渠”，2025年2月1日，湖南省发布《湘桂运河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招标公告》，标志前期研究正式启动。湘桂运河建成后将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打通南北水运大通道，实现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中的34个互联互通。向南与平陆运河联通后，将有效缩短长江中上游地区货物至北部湾水运里程约1200公里 。

2.荆汉运河：连接荆州与武汉，相当于对长江“截弯取直”。2023年，该项目被写入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北代表团提出“加快推进荆汉运河前期工作”的建议。该工程规划利用松滋口至东荆河口现有河道，新挖部分河段，形成全长230公里的万吨级航道。据测算，若运河建成，将显著缩短长江水运里程，减少航时约14小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一）工程技术难题

1. 地形复杂：部分运河建设区域地形起伏大，如湘桂运河穿越湖南和广西交界的山区，需要克服地势高差、设置分水岭等难题，增加了工程施工的难度和复杂性。

2. 地质条件：不同地区的地质条件差异较大，可能存在软土地基、岩石破碎等问题，对运河的基础建设和长期稳定性提出了挑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工程技术措施。

（二）资金投入巨大

内陆运河建设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例如，平陆运河工程预算超720亿元，浙赣粤运河预计投资巨大。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金压力较大。同时，运河建设周期长，回报周期也长，如何保障资金的持续投入和合理使用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运河建设可能对沿线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改变河流水文条件、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影响生物多样性等。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采取生态友好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方式，同时建立完善的生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确保运河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四）跨区域协调管理困难

许多内陆运河项目涉及多个省份和地区，在规划、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要进行跨区域的协调管理。不同地区在发展目标、利益诉求、政策法规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容易出现协调不畅、利益冲突等问题，影响运河建设的整体推进和运营效率。

（一）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

1. 统筹考虑区域发展需求：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考虑产业布局、资源分布、城市发展等因素，科学规划内陆运河的线路走向、建设规模和功能定位，确保运河建设与区域发展需求相契合。

2. 加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将内陆运河建设纳入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规划，加强与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合理布局港口、物流园区等配套设施，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高效联运。

（二）加强勘探论证，前瞻谋划新建运河体系

在科学评估现有水系条件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有必要前瞻性地谋划建设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内陆新运河，进一步织密“中国大腹地”的水运网络。具体设想与规划进展如下：

1.渝黔桂运河：作为内陆地区南向出海的关键通道构想，渝黔桂运河旨在依托乌江等水系，开辟连接重庆、贵州至广西北部湾的河海联运新路径。若得以实施，将成为国家级的战略通道与内陆南向出海关键环节，有力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成渝双城经济圈，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该项目已引起渝黔桂三地高度重视：2023年由重庆在全国两会提出倡议，2025年贵州将其纳入前期研究目标，并举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力争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若建成，重庆货物可经贵州直达广西出海，航程有望大幅缩短近半，显著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效能，并预期分担三峡枢纽部分货运压力。当前需重点克服复杂地形地质、水文环境等工程技术挑战，深化线路方案比选和可行性论证。

2.川中运河体系： 通过沱涪运河、涪嘉运河、嘉渠运河三条人工水道，连接成都、遂宁、南充、达州等四川一带重要城市，优化盆地内部东西向水路联系，变“U”形绕行为近似直线联通，提升区域物流效率。同时考虑结合毗河引水等水利工程，兼顾航道水深保障与区域水资源调配，服务于川中、川东北发展需求。该体系建成后将重塑川中东西向物流通道，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内部协同。

3.陕西关中运河：历史上，陕西曾拥有以汉唐漕渠（如西安至潼关的广通渠）为核心的辉煌水运传统，构建关中大运河承载着复兴陕西以关中为核心的水运枢纽的愿景。工程规划可包括修复广通渠连接西安-潼关；西延渭河打通西安-宝鸡；东出潼关连接河南内河航道，长远或对接黄河水系。现代规划需融合历史遗产与生态治理，但水源保障是核心挑战。面对秦岭等极端地理障碍，现阶段宜采取务实路径，优先整治相关河道，提升航道等级，完善引汉济渭等水资源工程，优化水网衔接，同时前瞻性研究大规模水运网络的可行性。

4.豫鄂运河规划探索：打通汉江与淮河水系，形成纵贯豫南、鄂北的新通道（或称豫鄂运河），是历史上“黄汉运河”沟通黄河、汉江构想的现代延续与南向拓展。此举对于贯通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水运网络意义重大。若规划实施，将形成一条重要的南北水运轴线，与长江-汉江黄金水道构成“十字交汇”格局，极大强化中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动，提升“大腹地”核心枢纽的辐射能力。

(三）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1. 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内陆运河建设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建设资金，确保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监管。

2.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推广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投资、参股、建设、运营等方式参与内陆运河建设。制定合理的回报机制和优惠政策，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3. 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除了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本外，还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资产证券化、引入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拓宽内陆运河建设的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

（四）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

1. 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在运河规划和建设前期，开展全面的生态环境评估，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明确生态保护目标和措施。

2. 采用生态友好型工程技术：在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推广应用生态护坡、生态护岸、生态清淤等生态友好型工程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环境监管，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3. 加强生态修复与补偿：对因运河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区域，及时进行生态修复，恢复生态功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受到生态影响的地区和群众给予合理补偿，保障其合法权益。

（五）加强跨区域协调与合作

1. 建立健全跨区域协调机制：成立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涉及省份和地区参与的跨区域协调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内陆运河建设和运营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定期沟通协商制度，及时解决跨区域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2. 统一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制定统一的运河建设和运营管理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运河建设和运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衔接和信息共享，为跨区域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3. 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以内陆运河建设为契机，加强沿线地区的产业协同合作，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分工协作。建立区域产业合作园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大力建设内陆运河对于打造中国大腹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水资源配置和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关键举措。尽管目前内陆运河建设在工程技术、资金投入、生态保护和跨区域协调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科学规划、创新融资模式、强化生态保护和加强跨区域合作等策略，可以有效克服这些困难，推动内陆运河建设取得更大进展。未来，随着一条条内陆运河的建成和投入运营，中国大腹地的经济发展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内陆运河建设，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盘古智库

2025年6月

打造中国大腹地创新引擎：布局国家实验室与重大创新平台

2025年5月，盘古智库新大航海时代公益课题组发布《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公开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参考。“中国大腹地”战略突出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战略枢纽功能，联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一带一路”核心区，构筑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市“大腹地”经济空间，进而通过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文为“建设中国大腹地”系列报告之一。中国大腹地区域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建议在此区域优先布局建设2~3个国家实验室，并配套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战略支点，为大腹地乃至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盘古智库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新发展格局，2025年5月，盘古智库新大航海时代公益课题组发布《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公开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参考。“中国大腹地”战略突出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战略枢纽功能，联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一带一路”核心区，构筑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市“大腹地”经济空间，进而通过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文为“建设中国大腹地”系列报告之一。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支撑，在突破前沿技术、引领产业发展、集聚高端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腹地区域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建议在此区域优先布局建设2~3个国家实验室，并配套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战略支点，为大腹地乃至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1. 筑牢科技安全纵深

当前东部沿海创新链面临地缘政治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相比之下，大腹地地质条件稳定、战略纵深广阔，具备天然的避险与备份优势。在内陆构建科技备份体系，在大腹地布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能够分散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风险，与东部创新中心形成有效互补和相互支撑格局，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更稳固的支撑。

2. 激活内陆资源禀赋

中国大腹地的人才储备较为雄厚，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高校资源密集；产业应用场景丰富，拥有成渝电子信息、西安航空航天、长株潭工程机械等特色集群，并且综合成本优势相对显著。长期以来，大腹地区域培养的高端人才留存率偏低，尽管近年回流趋势显现，但顶尖创新人才的集聚仍显不足。大腹地实验室体系作为核心平台可发挥关键磁吸效应，高能级的国家实验室将成为吸引和稳定顶尖人才的强大锚点，扭转人才流失困局，充分释放本地创新潜力。

3. 破解区域协同瓶颈

大腹地十省市现有的实验室体系存在研究方向分散、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协同效率有待提升。借鉴跨区域基础设施促进经济联动的成功经验，布局跨省域的实验室体系，有助于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统筹优势力量，形成目标清晰、分工协作的创新网络，构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中试-产业转化”的一体化创新链条。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当前大腹地区域内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实验室体系架构，国家级平台引领，国家重点实验室攻坚，省级实验室支撑。

尽管如此，体系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资源分散与重复，各级实验室间研究方向存在分散化倾向，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重复购置，共享机制不畅；成果转化链条不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向市场转化效率偏低，中试熟化环节薄弱，导致技术转化出现断层；开放协作不足，面向东盟和中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验室合作交流建设相对滞后，跨境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

大腹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需坚持国家使命牵引、区域优势赋能、开放生态协同原则，构建“顶尖平台突破-重点集群支撑-区域网络联动”的体系化格局，聚焦重点领域。

（一）聚焦战略领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1. 集成电路与信息技术

在成渝地区布局国家实验室，突破存算一体芯片、硅光集成等“卡脖子”基础技术；同步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围绕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信息安全等领域开展产业共性前沿技术攻关，打造自主可控的电子信息技术策源地。

2. 生命科学与医药健康

以武汉为核心建设国家实验室，开展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脑机接口、基因工程等未来产业创新；在昆明（生物医药）、长沙（高端医疗器械）、成都（疫苗新药）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构建从基础发现到临床转化的快速通道。

3. 空天技术与高端装备制造

依托西安航空航天全产业链基础，设立国家实验室，重点攻关航空发动机、重型火箭、卫星组网等国家战略工程；在郑州、长沙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发展精密制造（郑州）、工程机械智能化（长沙-株洲-湘潭）等特色方向，形成对沿海高端制造能力的战略备份与协同提升。

4. 算力赋能与智能社会

增强投入，研发低功耗算力芯片、隐私计算架构；支持重庆（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西安（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实验室集群，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强化贵阳-贵安“东数西算”枢纽功能，夯实算力基础。

5. 能源与材料创新

建设立实验室集群，主攻第四代核能、突破性氢能储运等前沿颠覆性能源技术，以及煤炭清洁转化等关键支撑技术；建设晋陕重点实验室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光伏硅材料等，服务国家能源结构转型。

（二）贯通转化链条，破解“死亡之谷”困境

1. 设立跨区域概念验证中心。在成都、西安、武汉试点建设共享式中试基地，提供工艺熟化、小批量试产服务，缩短实验室到工厂周期。

2. 建立成果转化收益反哺机制。允许实验室将更高比例的技术转让收益用于团队激励与再研发，试点科研人员“技术股+现金股”等转化模式。

3. 推动实验室牵头组建市场化运营公司，对接产业资本与场景需求，解决工程机械智能化、航空新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化断点。

（三）打造开放枢纽，辐射“一带一路”创新合作

大腹地实验室体系可成为技术“走出去”和规则“引进来”的陆路支点：

1. 适应性技术输出：推动大腹地实验室成为服务中国工业产能“走出去”的技术研发与适配基地大本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开发推广适用技术和解决方案。

2. 人才跨境培养：探索与沿线国家联合设立人才培养项目、奖学金和访问学者计划，促进科技人才的双向流动与能力建设。

3. 规则标准共建：积极参与并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技术标准互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对话与规则制定，倡导建立对等互利的跨境科技合作新秩序。

（一）设立专项基金与跨域治理机制

构建大腹地实验室保障体系需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构建高效产业转化共同体，强化短链配套和长链辐射，据此建议设立大腹地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对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及衍生企业提供长期稳定支持。对实验室成果转化企业，可实行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建立跨省实验室联盟，推动科研设备共用，避免重复投资。

（二）优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针对大腹地人才流失问题，探索“双聘制”等灵活用人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显著提高成果转化收益中个人和团队所得比例。在西安、武汉等核心城市试点工程师定向培养计划，聚焦空天材料、数据中心运维等紧缺领域，为区域产业提供精准人才。此外，合理简化外籍人才引进流程，参照海南自贸港政策“负面清单外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对符合区域鼓励类产业目录的重大设备进口减免关税及流转税，提升国际科研合作效率。

（三）强化生态保护与绿色技术约束

大腹地实验室建设需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秦岭、滇池等生态敏感区周边实验室应执行特别约束。推动绿色技术产业化，如开发人工智能节能算法应用于重工设备，实现能耗显著降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

利用好大腹地独特的生态禀赋，探索建设与优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山水实验室”，利用秦岭、长江等自然禀赋，打造集科研、教育、休闲于一体的创新社区，为需要长期潜心钻研的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环境与精神滋养。

在大腹地高起点、系统性布局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是实现大腹地从“物理联通”向“智力贯通”战略跃升的关键支点。通过成渝的芯片产线、西安的火箭试车台、武汉的脑机接口研究、昆明的新药研发等创新节点，一个安全可控、富有活力的大腹地创新共同体将加速孕育。这不仅极大增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更将通过“实验室源头创新-产业转化应用-技术标准引领”的三位一体模式，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提供可靠的工业技术大后方。

展望未来，大腹地需坚定把握平衡之道——统筹安全与开放、协调生态与创新，矢志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策源地、亚洲科技合作的关键枢纽、全球创新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持久的科技内核。

盘古智库

2025年7月